文献综述
一、前言
伴随着2001年11月，世界五百强排名第七的美国安然公司因财务舞弊、会计信息不透明而背负会计丑闻，这个能源界的巨人曾经连续六年被美国《财富》杂志界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之一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2002年6月，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引爆了一桩最大金额破产案，世通因受困于38.5亿美元会计丑闻和数额如山的垃圾级债券，最终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美国世通踏上“不归路”。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这几桩案件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等同于美国“9.11”事件。中国的资本市场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低速发展的中国，也隐藏了不少不光彩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都加注了一个焦点问题---财务信息失真严重，会计信息不透明现象突出。财务造假似乎已成为资本市场盈利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从2003年开始，陆家嘴一直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隐藏其真实利润；银基发展将应在2004年度确认的部分主营业务收入提前至2003年确认，虚增2003年度主营业务收入7621万元；海王生物2003年度通过会计政策变更，实现净利润4393.9万元。这些无不透露出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利用不恰当的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
国际国内相继出现一系列的会计丑闻，引起了会计界和实务界相关业内人士的关注，盈余管理的研究逐渐深入人心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尽可能地消除会计信息的不真实，本文拟从会计政策的选择入手，通过研究：“会计政策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会计政策的选择和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方法---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实证研究分析---结论及展望”的基本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分析和探讨。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西方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有20年的历史，他们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使得盈余管理问题成为会计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1．国外对盈余管理概念的理解
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普（Katherine Schipper 1989）定义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他未从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而将盈余管理的定义建立在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信息之上来分析。
威廉姆.K.斯考特（William.R.Scott 1997）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P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
保罗.M.希利和詹姆斯.M.瓦伦（Paul M.Healy & James.M.Wahlen.1999）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盈余管理的定义,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的基础之上的，通过规划交易从而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如果利益关系人无法发现其盈余管理行为时，则发生盈余管理。
布朗（Brown 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有意识地把账面盈余拉向所期望水平的一个过程。但是，并未对“有意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做出说明。
莱维特( Levitt 2001)&塔科尔 (Thakor 2003)认为所有的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性行为。他们从报表是否反映了真实的盈余信息的角度来定义盈余管理，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企业管理者占据着信息优势，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期待财务报告与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完全相符是不可能的。
2．国外对盈余管理动因的研究
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一直是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因此，国外的实证会计领域有大量的文献对会计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
美国会计学家戈登(Gordon，1964)是第一个提出公司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有其经济动因的西方学者，他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人员并不遵循配比原则使所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利润均衡化，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或者改变企业筹资、投资、经营决策方案等方式，使各期收益保持稳定增长，因此，这种假设也称之为收益均衡化假设。
博因顿（Boynton）等对美国年税收改革法案中的账面条款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证实了在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将采取会计程序或会计选择来减少财富转移,以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获利能力。对于盈余管理，所得税可能是一个最明显的动因。
波尔和桑德(Ball,1972&SuIlder,1975)对戈登所做的实证研究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指出，就整个市场而言，对于因会计政策不同而造成的盈余差异，投资者是能够做出反应和调整的。这一结果与有效市场假说相一致，说明经理人员可能不是为了平滑收益(使各期利润均衡化）或者使盈余呈现增长趋势而选择会计政策的。
沃茨和斯密尔曼(Watts&Zimmerman,1986)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经济动因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假设：
1)债务契约假设。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公司，为避免违约成本，越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程序；(Healy.Krishna，DeAngelo和Skinner考察了执行鼓励限制契约的公司是否改变其会计方法、会计估计或应计项目以避免削减鼓励或做出代价高昂的重组决策，结果显示，很少有证据表明临近债务契约条件边界的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
2)补偿汁划假设。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补偿计划的公司经理为扩大个人效用更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程序，以便提高其报酬的现值；
3)政治成本假设。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规模越大，越可能选择将现在的盈余递延到将来的会计程序，以避免因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的管制。在西方，政治成本动机主要体现在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用不利的政治程序来掩盖行业实力，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使得公司呈现较低的获利能力）两个方面。
对于这三个假设的验证有单一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政策组合选择之分。其中的单一会计政策选择只是验证诸如加速折旧法或者直线折旧法等与三个假设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降低了验证工作的有效性。但是与分红计划假设（Healy研究了分红计划假设，发现在分红计划以报告净收益为基础的公司的经理中，普遍存在采用应计利润政策来使他们的预期红利最大化的现象）有一定的出入，还存在着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可以利用组合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而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会计政策选择。
3．国外对盈余管理方法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在盈余管理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种实证研究结果对如何计量盈余管理还存在争议，尚未找到一个完善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公司为了使其会计盈余达到期望水平，可能采用各种方法来管理盈余，最终达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和利润平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研究模型。
希利（Hely）和迪安吉洛（DeAngelo）模型是早期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分别使用总应计利润和应计利润的变动额衡量盈余管理程度。
佩罗尼（Petroni，1992）和海狸（Beaver，1998）和纳尔逊（Nelson，2000）通过一个或者一组特定的应计利润来建立计算模型，以此来度量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1）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概念的理解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基本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在会计准则体系内进行的合法行为。
孙铮、王跃堂（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管制的空间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行为。他们是基于管理层利用会计制度的缺陷这一方面考虑的。
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为了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他认为，盈余管理又称利润操纵,是指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秦荣生（2001）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邹小苋、陈雪洁（2002）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或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其达到预期盈利的压力，在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下选择最有利的会计政策或控制应计项目，使报告盈余达到预期水准。
2）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动因的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资本市场动机。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发行公司处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转型期的环境中, 仅有不多的企业可以获准发行股票，为了获取上市资格，企业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尤其是业绩不佳的企业。
陆建桥(1999)通过应计项目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他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公司的亏损年份做了调查研究，检验亏损期间公司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公司在亏损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者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他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
王怀栋和秦江萍（2004）研究发现，由于会计政策具有可选择性, 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他们通过剖析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内部动因，认为上市公司操纵盈余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由于人的趋利行为和在特定环境背景下产生的。
许益杰（2010）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力度不足等原因，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等现象普遍存在。针对这些现状，他根据会计政策选择的内涵，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1）规避市场管制。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预定目标，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利润操纵等手段与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博弈，会计政策选择或变更自然就成了上市公司在博弈中制胜的法宝。
（2）控制股票价格。随着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管理当局有可能会在实施激励计划前后，通过改变会计政策或选择会计政策来降低利润、压低股票价格从而达到减少激励成本的目的。或者增加会计利润来促使股价上升，获得超额利润。
（3）降低契约成本。在企业财务状况违反契约规定的条款时，上市公司会通过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来增加资产或调整会计报表收益，并且会相应地减少相关费用，以达到减少违约风险的目标，从而降低契约成本。
（4）减少税收额度。在物价变动较大，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存货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会计政策加以控制税收额度。
3）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方法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定义的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经验上进行的，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存在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企业主要按照相关财务制度、税收政策等进行企业收益分析和计价确认。因此，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研究较西方要晚了很多。
甄晓岚（2003）拟以电子信息行业的2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解析其会计政策选择与盈利管理的关系。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的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作为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主要利用的会计政策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企业管理当局利用折旧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是对固定资产主要项目房屋建筑物选择较低的折旧率，越是经营业绩较差的公司，其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越小。
原东平和李雅琴（2009）指出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对于许多特殊项目尚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企业可以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来进行盈余管理。
高慧（2010）在《新疆财经》从我国会计政策选择单一，披露流于形式，并没有从企业自身的实际特点出发，操作侧重简单，会计政策选择权不能充分利用的现状出发，通过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基于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指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可能诱发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人为地做大利润，促使自身效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述评
（一）对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下盈余管理概念的述评
从前述中西方学者与组织对盈余管理理论内涵的定义可见，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它还涉及一系列企业管理以及经济问题。总体来说，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有关财务会计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利用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交易规划等手段有意识地调节或控制企业的盈余，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或者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而本文研究的是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下的盈余管理问题，涉及到如何适度地选择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是前者的解释更为妥当。
（二）对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下盈余管理动因的述评
通过上述国内外盈余管理动因各文献的综述，可以看出，中西方会计学者都采用实证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盈余管理的动机，初步建立了基本理论体系。国内外研究比较，国外分析结果较全面，我国仅处于起步阶段，我国要结合具体情况对国外盈余管理研究模型进行改进，更加全面地检验盈余管理。国内对上市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而西方的融资理论又很难直接用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解释，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应当结合实际进行全面的分析。
（三）对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下盈余管理方法的述评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类：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针对会计政策如何控制盈余管理和基于会计政策选择下的盈余管理的问题研究，学者们一般都会结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使这类问题更加全面系统。从总体上看，我国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尚有很大差距。从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广度）来看，研究的范围较为狭窄。从研究的深度来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各个方面的限制，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相对于国外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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